冷内战重返正规的拜顿时代美国能否走出

2020年总统大选突显美国社会决裂成不同的色彩。与2016年相比，这种决裂与对决在2020年的美国愈加重大。过去四年，美国教训了特朗普的反建制、反独裁、反传统、反精英、反糜烂、反移民，拜登行将承袭一个愈加统一和决裂的国度。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14日宣布文章，以为美国正堕入伊拉克式的未来，民众失去了对国度的认同感。面对这样的困境，拜登将如何应答曾经堕入“冷内战”的国度，并回应反建制的咆哮声？

美国的“冷内战”形态并没有随着此次大选的完结而终结，这与1861年迸发的“热内战”——南北抗争——不同。特朗普在毫无证据的状况下，指控独裁党在大选中糜烂和欺诈。这只能进一步加剧其允许者拒绝接受大选结果。这场总统大选，再次凸显了美国社会的决裂加剧。

拜登以创纪录的7800多万张选票入选总统，失败的特朗普则取得了7300多万张选票，发明了历史第二高纪录，四年前，他取得了6100多万票。拜登不只比特朗普多了近500万张普选票，也赢得更多选举人票。拜登虽然获胜，但要面对少量特朗普允许者的应战，而且，独裁党内的提高派与平和派之间也矛盾重重。

拜登在华盛顿从政长达47 年，不时长于向美国国会山议事厅的另一边伸出双手，与对手达成斗争。当初在美国社会处于决裂和统一时，他将如何开局在白宫的四年纪月？他能否可以如人们所宿愿的那样治愈决裂的美国？这将是一条困难的路线，但至少这场大选的结果，防止了美国风雨飘摇的独裁制度从悬崖边跌入万丈深渊。

冷内战重返正规的拜顿时代美国能否走出

11月7日，美国波士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者抗议选举结果，与正在庆贺的拜登允许者出现相持图/人民视觉

蓝红统一：美国难以防止堕入“冷内战”？

（Ipsos）市场钻研公司上周启动的一项全国民心考查显示，79%的受访者以为拜登赢得了大选，其中，每个独裁党人都说拜登已获胜，但居然超越四成的共和党人不置信拜登赢了。11月14日，左翼诡计论集团“匿名者Q”、白人至上集团“自豪男孩”、极右武装组织“守誓者”等在华盛顿集会，允许特朗普。

在这次大选中，拜登赢得了女性、年轻人，以及非裔、亚裔和西班牙裔选民的允许。特朗普失去了不少郊区白人、老人的允许，但在激进的小镇和农村照旧占据长处，同气节人异常地取得数量可观的非裔和拉丁裔选票。美国不同族裔之间对政党的认同曾经显著分化，非拉丁裔白人选民有相当大的比例被以为是共和党人，而高达四成的独裁党注册选民为非白人。政党认同方面也存在渺小的性别差异，56％的妇女是独裁党允许者。

换一句话说，虽然拜登从新取得郊区选民的允许，但是照旧不可吸引激进的小镇和农村居民，美国过去十多年来的政治幅员并没有出现基本的变动。虽然拜登从新囊括“铁锈地带”的多个州份，并且出乎预料地攻占了一些传统的红州，包含佐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却失去了奥巴马曾经赢过的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

四十多年前的美国总统大选，大局部的州份都属于摇晃州，当初的大选输赢只取决于少数几个州。共和党不可撼动选举人票最多的加州和第三多的纽约州，独裁党也不可撼动选举人票第二多的得克萨斯州。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到或者不会遇到持同样政治观念的社区，这样的天文差异短期之内将不会出现变动，且日益重大。

因此，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与2016年相似的故事。2016年，被精英阶级放弃的美国蓝领白人，从特朗普反建制的口号中看到了宿愿；2020年，一群被特朗普“不可无天”的管治模式吓坏的自在派和建制派，力阻特朗普连任。四年前，特朗普在几个关键摇晃州对希拉里胜出的幅度较小，但拜登在这场大选中也重要依托六个摇晃州，包含亚利桑那、乔治亚、

论中美关系对当前及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

新华网北京12月26日电2010年即将过去，世界又经历了不平静的一年。从地区形势看，美国政治、经济难题相互交织，欧盟重大改革开始启动，中东局势变数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堪忧……新华社海外7个总分社的社长以笔谈形式，对不断演变的地区形势展开评析。亚太地区：地区关系因美国加快“重返亚洲”而复杂化新华网香港12月26日电 2010年，在亚洲国际舞台，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身影颇为突出。在美国总统的出访日程表上，到访亚洲的时间最长；浩浩荡荡的美国舰群，不断在亚洲海域炫耀武力。这一年，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因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强势向纵深推进而日趋复杂化。 “重返亚洲”的战略，由美国政府2009年7月公开提出，旨在重新确立和提升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奥巴马总统自喻为美国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热衷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希拉里国务卿深明远意：“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 ”美国的“重返亚洲”不仅是战略，更是落实到实际行动，而且是加速度。翻阅美国今年的外交日历，从美国总统到外交国防官员，像“走马灯”一样穿梭亚洲。外长和防长的“2＋2”双边会谈机制，从美日之间向更多国家扩展。美国已俨然成为亚洲的“常驻大国”。奥巴马接连在亚洲出席国际和地区会议，长时间访问印度诸国，还在纽约召集美国—东盟峰会。今年11月，奥巴马先后访问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其中在印度逗留时间长达4天之久，苦心推动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希拉里出入亚洲更是频繁有加。就在奥巴马今年11月访问亚洲数国前夕，她率领人马踏步亚洲多国，推动美国“在战略、政治、多边、经济和贸易方面参与亚洲事务”。几乎同一时间，国防部长盖茨也在亚洲活动。有评论指出，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兵分三路同时出现亚洲舞台，实为美国外交之少见。美国“重返亚洲”言行并举，外交军事协同推进。美国不仅在阿富汗增兵，巩固在亚洲盟国的军事存在，而且在亚洲地区大肆进行军事演习。 7月底，美国海空集群驶入韩国东部海域，举行美韩34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 8月，美国航空母舰高调访越驶入南海，紧接着美韩军演又在日本海和黄海展开。年终岁尾，4天的美韩军演刚一结束，8天的美日军演随即登场，规模是美韩军演的6倍。 12月初的美日军演，“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率领20艘战舰集群，加上号称“空中堡垒”的B—52战略轰炸机等150架战机，还有万余名美国官兵参加。日本投入兵力超过3.4万人，出动舰艇40艘、战机250架。日刊强调，这是和平时期日本最大的军事行动。美国持续在亚洲军演，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战略图谋。国防部长盖茨一言道白，美国“正在考虑重新调整美军的全球部署，其中一项是增强对亚洲的驻军”。在加速“重返亚洲”进程中，美国直接插手亚洲国家间的争端。无论是“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事件”，还是“南海争端”、“湄公河资源利用”等问题，美国都积极介入。美国在亚洲的所作所为，自然有着深刻目的。《纽约时报》评论说，美国正与日本和韩国恢复冷战时期的联盟关系，并在亚洲其他地区加强势力。美国不仅要利用美日韩军事同盟，构建美国坐镇的东北亚军事板块，还试图通过介入南海争端加强与越南等国关系，形成美国主导的东南亚军事领地。纵观亚洲今年的形势与美国的行为，与其说美国加快“重返亚洲”，不如说美国正在试图把亚洲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用奥巴马之言概括美国“重返亚洲”成果，就是“美国加强了既有同盟，深化了新的伙伴关系，重新密切了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地区组织的关系”。 (作者为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社长)欧盟：在阵痛中进入过渡期新华网布鲁塞尔12月26日电（记者刘江）2010年，欧洲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以主权债务危机为重要标志，欧盟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阵痛”中，进入了由“后冷战”向“后危机”时代过渡的重大转折期。今年年初以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不同程度陷入主权债务困境，导致金融市场动荡，欧元稳定受到冲击；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群众抗议、示威乃至社会骚乱。危机最严重的希腊和爱尔兰分别于今年5月和11月被迫寻求外界救助。目前，这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仍在蔓延，不排除加剧的可能。欧元区“债务海啸”表面上看是债务和金融问题，但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欧洲经济发展模式长期失衡的结果。首先，欧洲经济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发展之间出现失衡。欧元区虽然使用了统一货币，但缺乏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纪律，在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技术研发方面也相对滞后，致使欧盟地区劳动生产率多年来踌躇不前。其次，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发展之间出现失衡。欧盟经济一体化起步较早、进展较快，但政治一体化却举步维艰、一波三折，这大大制约了欧元区的治理能力。再者，欧洲资本福利主义发展模式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之间出现失衡。长期以来，欧洲尤其是希腊等南欧一些国家片面强调“高工资、高福利、高补贴”，结果形成巨额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台高筑。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欧盟“标本兼治”，主要采取了四方面措施：一是出台了1100亿欧元的希腊救助机制和7500亿欧元的备用救助机制，并从这套备用机制中拿出了627亿欧元救助爱尔兰；欧洲央行继续向金融机构补充流动性，并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二是欧盟各成员国尤其是债务危机国家大力紧缩财政；三是推行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强化财政纪律、新建宏观经济风险监测机制、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持久性危机应对机制等，完善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经济治理；四是制定以“灵巧增长”、“可持续增长”、“包容性增长”为目标的10年经济发展战略，通过改变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以求加快经济复苏并促进新一轮增长。尽管遭遇主权债务危机，今年下半年以来欧元区及欧盟经济仍出现了明显复苏势头，全年总体表现好于预期。最近，欧盟委员会大幅调高了今年的增长预测，其中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率由春季预测的0．9％上调至1．7％，欧盟由1％上调至1．8％，而去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都是负增长。不过，目前欧洲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截至今年10月，欧元区失业率已攀升至10．1％，创近10年来新高。另外，欧盟各国复苏进展不平衡，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仍将是负增长。去年12月《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但一年来欧盟政治一体化仍举步维艰，进展不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欧盟领导层及各重要机构以及各成员国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应对债务危机、消减开支、控制失业、促进复苏等紧迫经济问题上，政治一体化问题被“边缘化”。第二，《里斯本条约》确定的“欧盟总统”与欧委会主席、轮值主席国领导人之间，欧洲议会与欧委会、欧洲理事会之间，欧盟及其下属机构与各成员国政府之间，权力再分配仍处于初始阶段，相互关系远未理顺；领导岗位和机构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影响了欧盟工作效率。第三，在处理债务危机、金融改革和解决族群矛盾等重大问题上，德国、法国、英国等欧盟大国坚持本国利益优先、“主权让渡”有限，甚至与欧盟高官公开发生“口水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欧盟政治一体化的氛围。第四，欧盟力图“用一个声音说话”以提高其国际地位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在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及其他一系列国际多边外交场合，英、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地位和话语权仍高于欧盟；美欧峰会一拖再拖，俄欧峰会虚多于实，热点外交进展鲜见。在过去一年中，虽然欧盟一体化外交遇到各种困难，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欧盟“外交署”最近成立并正式运行。 “外交署”对分属于欧盟各机构以及27个成员国的外交权力和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将有助于巩固和拓展欧盟的重大利益以及国际影响力。 2010年欧盟对外开拓的另一个亮点，是大力提升外交战略水平。欧盟领导人认真反思了当前囿于战术而疏于战略的做法，认为外交战略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欧盟已明确将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南非等作为自己的“战略伙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主张将来把埃及、以色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乌克兰和韩国等也列为“战略伙伴”。此外，欧盟还把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经贸合作以及移民和签证等问题明确界定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2010年，欧盟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更趋活跃。欧盟着力发展大国关系，与中、美、俄、日、印等分别举行峰会；强化地缘战略，巩固和发展“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继续向东南扩展，稳步整合“西巴尔干”，并积极推动与中东、北非等地区国家的战略合作；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分别与拉美及加勒比、非洲以及东盟等举行峰会或部长级会议。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最近阿什顿代表“5＋1”与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举行了会谈。在最近发表的一些重要文件中，欧盟承认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爆发后，这一全球最大的区域性国家集团进入了一个重要“过渡时期”。过渡意味着不稳定因素乃至重大风险可能随时随地凸显；在危机中过渡，更使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欧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在新的一年里，欧盟将面临各种新困难、新问题，欧盟也会进一步深化经济、内政、外交、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以尽早走出经济衰退，并加快政治一体化步伐，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作用。（本文作者为新华社欧洲总分社社长）中东地区：局势起伏跌宕前景难测新华网开罗12月26日电（记者李红旗）2010年，中东局势起伏跌宕，热点问题非但没有降温反而平添变数。巴以和谈受挫、伊拉克民族和解和战后重建举步维艰、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苏丹南部公投前景坎坷。国际社会对中东的关注一刻没有放松。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4月和6月先后在伊斯坦布尔和开罗向伊斯兰世界示好，声称将竭尽全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帮助中东地区人民实现和平发展的良好愿望。之后美国高官频频出访中东，先是促成巴以间接会谈，后于今年9月初启动了间隔20个月之久的直接谈判，但两轮艰难交锋下来，边界划分、难民回归和耶路撒冷地位等棘手问题无一突破，犹太人定居点扩建问题更是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为打破僵局，美国又提出向以色列提供20架先进战斗机和在联合国阻止对以色列不利提案，以换取以色列延长90天定居点限令，遭以拒绝。美国日前不得不宣布，其打破定居点僵局的努力失败。尽管美国声称不放弃中东促和的目标，但中东和平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中东和平进程裹足不前的症结主要在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继续采取迁就政策。以色列右翼政府当政，对美国的促和压力软顶硬抗，而美国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不愿向以色列增压，屡屡从原持立场后退。在以色列方面，总理内塔尼亚胡为维护右翼政府联盟，一方面不断表达与巴方恢复和谈的愿望，另一方面在定居点扩建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以议会最近通过的关于领土让步须经公投的议案，使和平前景更加黯淡。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则饱受与哈马斯公开决裂的困扰，难以在定居点问题上做更多让步，指望美国通过向以色列施压帮助突破定居点障碍，但结果是冷水浇头。面对僵局，巴方称有多种选择，包括单方面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并寻求国际支持，但美国的态度是成功与否的关键。美国会置以色列的诉求于不顾而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令人怀疑。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自8月底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后，伊拉克安全局势并没得到彻底改善，爆炸袭击事件屡屡发生，民族和解进程接连受挫，战后重建荆棘载途。今年3月伊拉克议会选举后，政府组阁僵局历时8个月之久，各政治派别最终于11月达成协议，新政府也于12月21日正式成立。不过，伊拉克的的局势恢复稳定和经济复苏仍需时日，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将使伊拉克百废待兴前景堪忧。有分析家指出，美国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和财政包袱，这应促使其重新审视中东政策。 2010年，伊朗核问题持续“高温”，使中东政局前景充满变数。奥巴马上台伊始，向伊朗频摇橄榄枝，以经济实惠诱使伊朗放弃铀浓缩计划，遭到对美国充满疑虑的伊朗拒绝。美国今年6月带头在联合国推出第四个制裁伊朗决议，但伊朗仍没有就范，依然坚持铀浓缩计划。为缓解国际压力，伊朗先是同土耳其和巴西达成核燃料交换协议，但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后又同意与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恢复谈判。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伊朗与6国的谈判传出积极信息，双方同意明年元月在伊斯坦布尔继续会谈，但人们普遍对会谈能否取得突破持谨慎态度。在以色列计划突袭伊朗核设施的传闻屡见报端之际，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和平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而和平谈判成功的关键是增进相互信任，以良好的政治意愿和高超的政治气魄共同商讨双方的关切，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苏丹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热点。今年4月，苏丹举行了24年以来的首次多党选举；明年1月，南部公投即将举行。随着公投日期的临近，各政治势力博弈日趋激烈。公投将决定贫穷落后的南部是否脱离北方而独立，结果将对苏丹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并对地区政治版图带来巨大变化。尽管饱受连年内战之苦的苏丹北南双方都希望公投将公平、公正、透明，但双方在边界划分、石油资源分配和债务问题上的分歧依然难以弥合。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在非洲大陆和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前这个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应该尊重苏丹人民的正当选择，为苏丹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帮助。除以上热点问题外，中东大国埃及的政局动向也引人注目。新近举行的埃及议会选举中执政党大获全胜，但由此可能引发的反对派反弹为明年总统选举增添新的变数。此外，“包裹炸弹”事件凸显也门反恐形势的严峻。与此同时，地区重要国家关系的改善为中东政局走向释放出一些积极的迹象。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向阿拉伯国家靠近，7月同埃及就开启战略合作关系达成一致；叙利亚同邻国黎巴嫩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同意在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伊朗同黎巴嫩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同意加强全面合作；海湾国家在新近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重申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这些变化，为中东和平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展望2011年，中东热点问题仍可能持续“高温”，各方博弈仍将继续，但为实现中东和平发展的努力也不会停止。目前而言，各方已显示出解决难题的良好意愿。但要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发展的目标，需要各方体现出政治魄力和智慧。尤其是美国，应该审时度势，采取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立场。（本文作者为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非洲地区：政局更趋稳定　经济复苏稳健新华社非洲总分社社长王朝文：2010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多数国家局势更趋稳定，政治更加成熟；经济复苏稳健，整体形势向好；经济一体化步伐坚定，里程碑进展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安全形势更趋严峻复杂，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困难。 2010年被非洲联盟（非盟）确定为“非洲和平安全年”。非盟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针对困难重重的津巴布韦联合政府、久拖未决的马达加斯加政治危机和反复推迟的几内亚和科特迪瓦总统选举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虽然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但这些国家的政局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今年非洲经济表现不俗，成为全球新亮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报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今年整体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5％，有望成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该组织认为，非洲经济的良好表现得益于危机前各国经济基础的稳步提升，包括相对稳定的增长、低通胀、外汇储备增加以及债务的逐渐减少等。非洲国家经济一体化今年也取得重大进展。东非共同体成员国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共同市场。这是继2008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立自由贸易区后，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上又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拉美地区：几家欢乐几家愁新华社拉美总分社社长潘国俊：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拉丁美洲整体经济形势比预期好，多数拉美人因前两年经济危机而紧锁的愁眉现在已经舒展。但也在这一年，拉美天灾人祸奇多，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遭遇灾难冲击。受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拉美国家经历了两年的经济衰退。但在2010年，拉美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据多个国际机构评估，拉美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5．2％以上，贫困人口亦有所下降。总体而言，美洲南部地区国家经济形势一枝独秀。而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国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在政治方面，巴西劳工党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当选总统对拉美政治格局意义重大，她的胜利稳住了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在拉美占领大半壁江山的局面。拉美地区今年遭受的自然灾害也比往年更多更重。 1月12日海地发生里氏7．3级地震，几乎把首都太子港夷为平地，20多万人死亡。上百万难民迄今依然住在简易帐篷里。 2月27日智利中南部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造成500多人死亡、数千人失踪，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美国：民众怨声载道　超级大国今非昔比新华社北美总分社社长曾虎：2010年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这种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进而影响外交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集中通过11月初美国的中期选举表现了出来。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用总统奥巴马的话说，是民主党“遭受了惨败”。不过，这一结果绝非意外。由于金融海啸之后经济复苏举步维艰，执政已近两年的民主党难逃其责，选民自然要通过手中的选票向其宣泄不满。表面看来，失业率长期徘徊在9．5％左右的高位，是美国政府和国民最头痛的问题。然而，美国经济所面对的绝不仅仅是高失业率问题。美国经济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是美国政府的超巨额债务。与债务问题同样尖锐的是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美国虽然仍旧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但其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尤其是难以挣脱的经济困境，使得这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已今非昔比。亚欧地区：总体稳定　局部动荡新华社亚欧总分社社长张铁钢：2010年，亚欧地区局势可以说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特点是西“晴”东“雨”。纵观全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处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一直受到双方不同程度的或“拉”或“打”。今年，前者扭转了“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后者改变了“向俄罗斯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目前，两国政局基本稳定，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多方向对外交往非常活跃。俄罗斯在梅普双重体制领导下，政局和社会总体稳定。经济上，尽管今夏遭受旱灾和森林火灾，但仍然保持稳定发展，并以“现代化”为目标呈复苏走势。内政方面，尽管首都莫斯科今春发生地铁连环爆炸，北高加索地区迭发恐怖袭击事件，但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外交上，俄罗斯虽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互存戒心，但仍然努力推进“经济外交”战略，积极探索安全合作新途径。同时，俄在独联体这个“特殊利益区”的影响力有所恢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5个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贫富悬殊持续扩大。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导致政权更迭的流血骚乱，政局迄今尚未完全稳定。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外高加索3国，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地处中俄之间的蒙古国，则继续在大国之间折冲樽俎，经济呈稳步发展之势。展望2011年，发展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多方向务实外交，仍将是亚欧各国不约而同的主旋律。虽然外高加索和中亚一些国家甚至俄罗斯还存在不稳定因素或恐怖主义威胁，但是亚欧各国人民向往和平稳定繁荣的努力必将奏出动人的乐章。

什么是中产外交？

（原标题：新京报）▲图片来源：新京报网北京时间11月8日凌晨，美国多家主流媒体宣布，拜登率先赢得270张以上选举人票。过山车一般的美国总统大选徐徐落下帷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即将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多国领导人在推特上祝贺拜登当选。不出意外的话，2个月后美国将进入拜登时代。那么，如果美国进入拜登时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是会延续特朗普时期的“新冷战”手法还是转向对华缓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很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对于美国政府政策走向总是用“高度不确定性”加以概括，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会更加稳定和有迹可循吗？拜登的外交政策关键词是“中产”如果用一个核心词概括拜登的基本外交政策，那应该是“中产”。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2020年3/4月号的《外交》杂志上，拜登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竞选文章《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明确提出了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框架，对内恢复民主，对外实施“中产的外交政策”。一般而言，重要政界人士在《外交》上刊发的文章预示了执政团队的基本政策。例如， 1947年7月乔治·凯南发表于该刊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就是冷战宣言，建议美国政府以现实主义的姿态遏制苏联。特朗普政府在大选日投票前夕于国务院网站上公布了一份文件，对应的就是这篇当时署名“X”先生的文章。由此可见，凯南这篇文章在美苏冷战中的象征意义和巨大的动员能力。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可能是1967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发表在该刊的《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共和党人尼克松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总的对华政策基调——“没有孤立的遏制政策”，并强调让拥有10亿人口的中国隔离于国际社会是一件分外危险的事情，也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尼克松打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宣言，后来美国对华关系的发展似乎沿着尼克松的这篇文章基调往前走着，基辛格和尼克松很快于1971年访华，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拜登的对华政策将与特朗普时期有很大不同从《外交》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地位以及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看，拜登的对华政策也是明了的。按照拜登在《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说法，拜登政府对华关系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如下3条。第一，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的规则。第二，美国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不让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第三，美国打算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这一政策主张与特朗普时期的对外政策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第一条和第三条上。预计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将欢迎拜登的这两项主张，即团结起来重塑西方的优势地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和中国合作。第一条预示着美国新政府将恢复多边主义，但对华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对抗性。第三条即进一步壮大中美利益交汇的领域。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但是，也不能忽视拜登新政府的第二条主张，即阻止中国崛起为技术和产业强国。因而，在评估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既要从双边关系角度衡量，也要从多边角度衡量。从双边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可能比特朗普政府趋于缓和，但同时，也要看到，拜登要比特朗普更加重视盟友的地位和作用，将领导盟友重塑多边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 8月30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法国演讲时指出：中美之间的分歧或者矛盾，不是权力之争，不是地位之争，也不是社会制度之争，而是坚持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倡导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这才是目前中美关系面临问题的本质。 9月9日，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视频会时又重述了上述论断。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时期，上述表述无疑十分重要。拜登重振中产、打造美国新社会并不容易在这场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因而拜登欲通过重振美国中产，打造一个更容易实现“美国梦”的新社会。但是，这一任务非常不容易。 2008年12月，拜登在奥巴马总统竞选成功后担任副总统，当时即表示要重建美国的中产。虽然奥巴马和拜登等人认识到了“美国病”的症结，但是却难以开出良方解决这个难题。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并不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互利共赢的局面，最终低收入阶层通过选票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释放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破坏力量。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策略最大的不同在于，拜登认为要通过国内重塑民主、对外推进中产外交，重新领导世界。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那么，拜登的这种战略能否成功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拜登在《外交》中的文章说，美国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一半。从数据来看，拜登的撰稿人用了世界银行以及IMF的数据。如果换成美国战略界人士，如已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等人使用的美国农业部数据，那么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很快跌破20%。如果西方世界的经济占比持续下降，那么领导世界是不可能的，重振中产也很渺茫。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占据着全球经济的七成以上，因而成了绝大多数国家的买家。其他国家只能通过卖给美国人东西获得经济增长，美元的地位和价值就突出了。因而，世界领导力的核心在于市场规模的大小。中美未来竞争取决于中产及市场的规模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因而，中美在未来的竞争将取决于谁能够持续壮大中产和扩大市场规模。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5月发布的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7年已经超过美国。如果按照IMF的数据，那么6年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拜登新政府如果就位，首先要完成对特朗普政府遗产的清算，那么短期内美国政府还难以制定完善的新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中产外交更是需要时间验证。拜登在文中还强调：美国要想在未来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增强其创新优势。回顾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创新依赖于两种力量，一是政府，特别是安全领域的持续投入；二是市场的竞争，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力量。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然而，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力量也是今日美国贫富差距的最主要根源。拜登寄希望于创新，又要减少不平等，在美国现有制度体系下，这两种目标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还有一项不容易注意到的历史事实是，在冷战开启之前，西方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思想其实是建立在中产基础上的自由理想主义。例如，如今被誉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奠基者的汉斯·摩根索，其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在批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产外交的基础上。 70多年后，拜登再度使用“中产外交政策”，是否预示着对权力政治的扬弃，特别是对导致冷战的现实主义的漠视呢？显然，答案不会这么简单。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华政策，至少将偏离这几年来甚嚣尘上的“新冷战”政策，进入一个新的轨道。

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拜登能让国际经济秩序变好吗？

原标题：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这样的拜登和美国能让国际经济秩序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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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 09:58 腾讯财经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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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经验，美国可能进入一个更加“内向”的保护主义时期。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的全方位竞争，可能导致国际经济机制“空转”。不少人对拜登政府能重返自由、开放的经贸政策的期望可能会落空。

文/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民主党拜登政府刚刚上台不久，内外政策尚未定型。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于拜登治下的美国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美国真正回到多边主义的道路上来，在多边主义的旗帜下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但是特朗普执政四年后的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朗普虽然离开了，但特朗普煽动起来的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情绪与势力依然存在。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美国已经不是那个美国。部分欧洲人对拜登本人与其执政团队的期望恐怕将落空。

拜登在2月4日发表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讲中指出，“外交和国内政策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工薪家庭。推进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振兴上。”显然，这一将国内外事务一体处理的原则将成为拜登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指导方针。

（美国总统拜登新华社/美联）

首先，拜登本人的理念与民主党的执政理念业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民主党从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政党逐渐变成为一个主张自由贸易与开放投资的政党，民主党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但是，美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弊端逐渐显现，主要是制造业就业规模大幅度萎缩，美国经济出现国际化、服务业化与金融化的特点，中下阶层的收入水平没有改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特朗普抓住了机遇，拼命打“美国优先”，不断攻击自由贸易与中国，最终成功当选。特朗普上台加之四年操弄，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主导势力。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之下，美国民众普遍认为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吃了大亏，支持美国打贸易战的民众比例上升。

为了获得大选的胜利，民主党也接过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旗帜。民主党过去支持自由贸易，主要是支持美国大资本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现在迫于国内舆论环境的变化，拜登政府主张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对外政策”，政治现实与理念转变注定美国拜登政府将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向服务于美国现存利益目标的方向演变。

其次，美国推动的任何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都将受到国内政党政治的影响与制约。

美国政治当前出现了几十年未曾见到的现象，即民主、共和两党为了选举的利益与权力地位，都在打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牌。美国政治极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两党围绕内外政策进行斗争，美国上层精英与中下阶层之间紧张对立。政治极化的动因来自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两党考虑的重点不是建立共识，解决美国国内严重的挑战，而是着眼于两年后的中期选举以及4年后再一次的总统大选。

尽管选举时间是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特朗普仍然获得7400万张的普选票，可见美国民意的分裂与基本倾向性。美国的政党政治与国会立法政治将制约未来4年拜登的国际经济政策。

（围栏后的美国国会山新华社/美联）

第三，拜登政府上台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有可能继续得到执行，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特朗普从2018年开始利用贸易战，试图将部分生产搬回美国，重振美国制造业，进而重组全球供应链。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让特朗普政府找到了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理由加快推进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将医疗防护物资与药品生产将搬回美国。疫情期间中国制造展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与供应能力，使得不少美国政客决心将生产搬回美国，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从目前情况看，拜登政府将延续类似于特朗普政府的路线，“公共卫生”安全加上与中国战略竞争的理由将推动“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美国优先”政策。拜登政府的政策将会看起来温和一点，也可能会找到一个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包装”，但其政策骨子里有可能是一个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式”的对外经济政策，至少在短期之内将会如此，这是由美国国内政治导致的。

拜登政府将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加大对创新与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同时加强关键原材料获取的本地化。美国将加大对稀土生产与研发的投入，将有关企业和技术迁回美国，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芯片、导弹、雷达等高精尖产品都需要稀土。拜登政府一部分人认为，在不远的未来与中国爆发大规模战争并不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当然，这是一种最坏的结果。

第四，拜登政府对地区贸易经济一体化可能采取消极的政策。

不少人对拜登寄予希望，希望他能够重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继续支持美国积极参与、甚至领导地区一体化的进程。由于受到竞选承诺的影响，拜登政府难以在短期内重回CPTPP和其他的地区贸易自由化协议。拜登本人明确表明，在短期之内将不会考虑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我们知道，在过去三十年中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是齐头并进的发展，在美国的推动下，地区一体化协议往往采取比WTO更高的市场开放标准，有对经济全球化反过来起到促进的作用。

拜登政府暂不参与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将会产生一定的地缘政治经济后果。在亚太地区，美国不能重返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使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继续发挥主要作用，但是CPTPP的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将会受到限制。同时，美国基本没有考虑过要参加较低贸易开放标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就使得东盟、中国、日本等地区主要经济体内部的贸易进一步加强，从而推动东亚地区内部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并最终推动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议（TTIP）谈判不能恢复，也将使得美欧贸易总量下降，欧洲等地区经济与美国经济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远。

广泛依赖于对美国贸易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将重新洗牌，出现更多新的地区中心。在最近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超过了中美贸易，也超过了美欧贸易。美国陷入内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削弱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美国持续多年的霸权地位将受到削弱，一个多极化时代正在到来。

（RCEP签署仪式新华社/越通社）

第五，美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美国过去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与国内保护主义的上升，美国对于现存的多边经贸规则越来越不满意。美国人认为，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从贸易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它们迟迟不愿意更多地开放市场。美国过去主要要求推动更大程度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但是现在政策可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强调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本地生产，这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也正在成为拜登新“中产阶级对外政策”的关键部分。

拜登政府对重塑全球贸易秩序可能并不那么急迫。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要在WTO下达成任何一项协议都非常困难。但是，美国政府有可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新法官任命与总干事长人选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以挽救特朗普政府造成的美国反对多边主义的名声。同时，拜登政府也可能在特朗普政府的基础之上加大对WTO规则与机制的改革要求，包括消除中国等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以及它们享受的贸易优惠待遇，加强对于国有企业、产业补贴政策等方面的约束。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增强美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与贸易体系的竞争力。

拜登在首次对外政策的演讲中提出，“如果我们投资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努力确保美国企业将在全球舞台上竞争并获胜，如果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不是对我们不利，我们的工人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地球上的国家，不论是中国还是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能和我们相比。”拜登发出信号，美国要确保国际经贸规则有利于美国的企业与工人，在这个方面拜登政府有可能致力推动改造现有的WTO规则。

第六，拜登政府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可能持消极抵制的政策。

长期以来，美国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支配者。它们的政策主要反映美国的经济、政治与外交利益，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其他西方国家主要是日本与欧洲主要国家也享受了更多的好处。二战之后随着日欧经济的恢复，它们也逐步从美国手里获得了一定的权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提出了对多边经济组织进行改革的要求，美国采取的更多的是防守，而不是开放的政策。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会抵制了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的要求与计划。

美国的不合作使改革计划泡汤，加大了新兴经济体对现存多边机制的不满，同时催生了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由金砖五国参加的新开发银行的创立。这些由新兴经济体领导的新的多边开发机构打破了美国和西方的垄断地位，不管它们自我定位为是现存多边经济体制的“补充”，但实际上新旧机制存在着竞争关系。

以亚投行为例，自成立以来，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参与到亚投行，在主要经济体经济体中目前只有美国和日本尚未加入。美日选择不加入的理由主要不是没有财政资金，而是它们将新兴开发融资机构看成是与美国领导的现存多边机制的竞争。拜登政府是否会采取更多的开放措施，扩大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比例与投票权重尚不得而知。但是，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限制，任何一个开放性的改革计划都将受到美国国会的反对。

第七，拜登政府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二十国集团（G20）的政策不明朗。

目前尚未看到拜登政府对二十国集团作用的表态。二十国集团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升级为首脑峰会的，它已经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个体现着经济多极化的、更加开放的政策协调平台受到了忽视，特朗普本人对这一平台并不重视，不愿过度受到其束缚。拜登政府可能增加美国对二十国集团机制的重视程度，并将其变成发挥美国国际经济领导力与约束相关国家的平台。

未来几年对于国际经济秩序冲击较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元的泛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几乎无限扩张流动性，拼命印钞，加之美国债务比例过高，美国经济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金融泡沫，而世界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可能飙升，从而打乱全球经济秩序，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美元流动性泛滥的受害者，为美国的经济调整买单。因此，如何防范国际流动性过量特别是美元泛滥造成的风险，防范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泡沫以及防范新一轮的金融体系风险，有可能成为2021年G20的重要课题。在这个方面能否得到美国货币与财政当局的配合是一个未知数。美国是否愿意受到多边协调机制的制约将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将成为考验拜登政府国际经济政策的时机。

第八，拜登政府要与中国“全方位”竞争，将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走向，带来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拜登政府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将中国看成“全方位”的竞争对手。拜登在2月4日首次对外政策演讲中指出，“我们还将直接应对由我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中国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我们将直面中国经济的弊端；反对其咄咄逼人的强制性行动；反击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拜登政府对来自中国的竞争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拜登认为中国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拜登政府与中国打“新冷战”的可能性与特朗普政府相比大大降低，但将加强与中国的竞争，比如他提出召开全球“民主峰会”，企图削弱中国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修复盟友关系来共同应对中国，用国际经济机制约束中国。尽管中美可以暂时摆脱“完全脱钩”的前景，但是，拜登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竞争，如果失控有可能使得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空转”的危险。

出于这种担心，欧盟领导人与联合国秘书长最近联手呼吁建立“多极”世界体系，只有建立真正的多极世界，依赖于多边机制，才有可能防止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为维持单极霸权而对快速发展的竞争国家的伤害以及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消极影响。中美两国都应该认识到，特别是美国应该认识到它们对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负有特殊的责任，美国需要更加理智、客观看待中国上升的实力和影响。

（一名医务人员在土耳其安卡拉准备接种中国新冠疫苗新华社发穆斯塔法·卡亚摄）

总之，根据历史经验，美国可能进入一个更加“内向”的保护主义时期。

拜登政府受到国内保护主义、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约束，其国际经济政策将倾向于更多的保护主义，继续推动“美国优先”的政策，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拜登政府相信，任何对外政策都应当建立在国内基础之上，外交政策不可能是“空中楼阁”，不能建立在“沙滩”之上。美国仍拥有世界第一的军事机器，通过咄咄逼人的军事安全姿态，加强自己的国际经济竞争地位。

美国至少短期内将对参与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安排以及更加开放的投资政策持谨慎、消极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对地区与多边经济体制的影响。

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的全方位竞争，可能导致国际经济机制“空转”。不少人对拜登政府能重返自由、开放的经贸政策的期望可能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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