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首批联合高校，要以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这个平台为依托，协同作战推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不断发展。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要重视政治素养、语言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不断加强特色教育和个性化培养。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具体的培养方法和实践操作，培养有更长续航能力、知行合一的人才，要传授结构化而非流沙式的知识。各大高校要了解自身的痛点、难点，结合自身禀赋，在国家战略的框架下实现有自身特色的发展。
要尊重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在重视实践的同时不断增强理论支撑，同时依托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这一平台，规范国际传播人才的个性化和特色化培养，守正创新。
要认识到国际传播的主体和客体是相统一的。同时，要寻找理论与实践的平衡点，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矛盾与冲突，并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导向。
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挖掘其内心对国际传播事业的热爱；要创新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借助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建设植根于中国社会环境的案例分享平台，探索国际传播背后的长期规律。
国家形象以往更多的是关注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呈现，而较少关注到公众对于国家形象的综合认知，民意调查就显得尤为重要。教育部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的“公众对于国家形象的认知和判断”课题在这一领域作了积极探索。
在数字媒介时代背景下，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建构是两个核心，暨南大学在持续探索数字叙事这一命题，研究最基础的文本形态和深层叙事是提出智库型、对策型建议的关键。只有在实践的场域中才能真正推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最重要的是要以受众为中心，以效果为导向，才有可能基于相应的理论作为依据，对现有的国际传播效果进行评估，从而推动国际传播走深走实。云南大学利用了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的优势，着力以国别作为重要对象，希望实现一国一策精准传播。
我们要唤起可贵的“起而行之”精神，也要善于“坐而论道”，把大道理、大逻辑搞清楚、说明白。这就要基于并超越对中华文化部分要素、符号、观点和局部思想的国际传播，构建能够证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整全逻辑。逻辑最有说服力，并将助推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走向全球思想的中心。
中国声音应既包括“中国故事”，也包括“中国观点”。中国故事立足于“报道真相”，是“事实判断”；中国观点立足于“揭示真知”，是“价值判断”。在国际舆论场上，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中国声音，才能使公众不仅在“事实”层面辨别有和无、真和伪、虚和实，也能在“价值”层面认清是与非、善与恶、利与弊。
为做好移动互联时代的国际传播，我们应当运用新技术，调整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深入研究用户心理与需求、改变信息供给不平衡，从而让有关中国的信息在境内外社交媒体平台获得更广泛传播。
新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我们植根中华文明，弘扬中国核心价值和道德基础，从人类共同的道德基础出发，寻找中外文明道德基础的共鸣点、话语共同点、利益交汇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理念贡献中国智慧，以“中国方案”推动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新媒体时代，包括党政机构、主流媒体以及企业、公益组织、普通公众等主体一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有效吸纳并引导多元群体积极投身公共信息传播，理性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各司其职、相互协同。提高信息传播的专业性与多样性、效率与效能，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基础。
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要讲“好故事”，另一方面要“讲好”故事。不仅要讲内容可信、价值可取的“好故事”，也要主动在叙事方式、传播理念等方面及时调整，“讲好”故事。各国文化之间差异性和共性是共存的，找到不同文化间的公约数，讲对方能听懂的中国故事，推动他们与中国达成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共识。
新形势下的国际传播需插上共情的翅膀，从“命运共同体”角度进行话题选择和深挖，以其他国家受众容易理解的话语和逻辑，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以更精准和在地化的方式讲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故事，从而塑造起“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传播技术及社会变革带来全球传播的重大变革，从单向传播转向沉浸传播，传统国界及人类生存边界消逝，国际传播变成全球传播，改变了基于传播的全球体系的内在基因和外在动力。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不断增加的角色，也推动中国在全球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创新国际传播理念，重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做好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以故事化、符号化和创意化的品牌传播方法来传播好中国形象。重视对跨文化传播个性与全球传播共性的融合研究，加速提高国际传播工作的实效。
国际传播话语权是一国在参与跨国界信息传播时所拥有的话语表达的权力、话语触达的权力和话语产生影响的权力。当我国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到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更需进一步挖掘和凝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使其适应当下和未来的国际传播环境，在创新国际机制过程中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传播话语权。
做好中国的国际传播是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要树立崭新的观念，更加重视非官方机构、个人作为传播主体，更加重视文化类、娱乐类、生活类等非意识形态内容，更加重视面向非洲、中东、南美等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要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宽松、积极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动员全社会力量特别是高校力量、青年力量投身其中。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新的环境下面临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消息源依然以中国国内媒体为主，媒体间议程设置的效果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外媒多元的报道角度和议题属性、全媒体的报道形式、巧用推文与正文的链接关系等占据了对有关消息进行传播、解释的优势位置。国内主流媒体需要从理念和操作上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新要求。
在国际传播中，从传播效果角度来讲有所谓的文化“折扣现象”，很多东西会被埋没掉或销毁掉。我们不缺少有价值的东西，但缺少有魅力、有吸引力、有影响的东西。我们离有魅力的传播其实距离并不远，只要把我们的逻辑做一个转身，就能获得巨大价值。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传播顶层设计是否把这样的逻辑有一个符合时代，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重新设计和转型。
从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点来说，在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阶段，走向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向世界说明中国，希望别人多了解中国已成最低目标。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观。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的主体逻辑、沟通的重点、传递的价值，需从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去追寻、探究。
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又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开展国际传播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国际传播的行动主体中，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中国智库、大学、大众传媒以及企业和个人等“多中心”力量，鼓励更多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传播实践中，构建“多中心”“全方位”国际传播体系。
国际传播，有两个任务，是要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实现信息无障碍快递的同时，还要跨越文化和认识边界推动文化认同和相互了解，实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总体目标。
做好国际传播需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同时，做好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好服务于公众需求。只有更好地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应充分重视网上个体，让更多个体去展现中华文明，更生动、更直观地呈现中国。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应从过去与西方现代性旗帜下的国际概念和国际话语接轨转变到中国原创思想、概念、知识和价值观上与以发展中国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展开对话的能力建设上，逐步实现全球舆论力量平衡，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成功经验转化成知识的创新与生产，在理论上塑造话语、设计概念，并将其推向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国际舞台。
在国际传播中，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非常注意各种各样的中国元素，功夫、熊猫、绿茶、旗袍等。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这些元素后面整体精神层面一些比较重要的价值观传播得不够，应当大力传播“中国人的宝贵的价值观”，如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众志成城的团队精神、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从这个角度进行叙事，可能更有力量。
中国国际传播既要精准识别错误言论开展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更要完善全民国际传播体系，动员各行各业在与世界互动中努力做到“可信、可爱、可敬”，并学会善讲自己的故事，令利益相关方认同中国合作伙伴的专业能力与友好善意，尊敬中国合作伙伴“一诺千金”的文化价值，在与利益相关方及广大公众共情与关系建构进程中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
中国国际传播创新改革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是创新话语体系。第二是加快融合发展。第三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完成了这几个任务，实现优质内容精准到达用户，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目标就能实现。
中国媒体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一要做大做强，无论是报道业务还是产业发展都要做强；二要对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生产做出新的变化；三要精准，通过技术手段对受众精准画像；四要创新；五要改革，加强国际传播机构内部建设，增强凝聚力；六要花大力气把品牌做实做牢。
在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方面，在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中国主流媒体面临新的使命，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当主动进行国家议题及话语体系的开掘与建设；第二，确立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优势。第三，强调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共建。
有三个关键词，是做好国际传播传统业务、也是未来发力的焦点。一是情感，做好基于情感的内容和基于情感的传播体系构建；二是文明，讲好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故事，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三是未来，面向Z世代以更灵活的传播机制、更丰富的传播样态，做立足未来的国际传播文章。
面向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面向新技术的革命性挑战、面向全球化的深刻变局，中国的国际传播要锚定“以中国为根本，以世界为面向”这一基点，从信息型传播进而到中国思想、中国主张和中国智慧的思想型传播，从而达到深层次、直抵精神层面的文化交往与文明交流。
国际传播应当在不同国家使用适应当地的话语表达方式开展传播；还要充分利用不同媒介渠道进行传播；在移动互联时代，更应关注海外大型社交媒体之外的垂直类新媒体，广泛深入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民众。
万物皆媒的融媒时代，国际传播要与时俱进，创新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构建全媒体平台，以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矩阵强化与用户连接，实现有效传播。巩固发展好自建的平台，并继续借助商业平台等各类传播渠道，进一步拓宽连接用户的覆盖面，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当代世界主要国家的信息传播活动，大都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变化要求我们以互联网思维，通过媒体深度融合，来开展国际传播活动，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
从战略高度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不仅需要在重要议题上积极发声、主动出击，也应当拓展传播内容，敢于创新话语体系和表达内容，突破西方媒体设置的话语框架，要善于挖掘中华文化的富矿，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丰富对外话语传播内容。
面向华人群体，主流媒体应不断创新实践，为国际传播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一是传播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引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走向全球华人群体，促进华人世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二是积极连接华人社群，积极参与国际多元对话，在对话中凝聚共识、寻求共鸣，建立“信息流-文化流-情感流”相融合的共情传播网络。
新技术环境中，万物皆媒，人机共在，信息无远弗届。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依然是人！传播者是谁，传播对象是谁，传播内容有没有能够打动人心的触点，能不能唤起“他者”的共情与共鸣？这是我们应该持之以恒探究的重点。
在当今国际格局和权力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国际传播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因此我们不仅要讲好我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故事，还要“听见”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发展中国家一道，重塑国际传播的新秩序、新伦理、新观念。
我们作为首批联合高校，要以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这个平台为依托，协同作战推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不断发展。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要重视政治素养、语言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不断加强特色教育和个性化培养。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具体的培养方法和实践操作，培养有更长续航能力、知行合一的人才，要传授结构化而非流沙式的知识。各大高校要了解自身的痛点、难点，结合自身禀赋，在国家战略的框架下实现有自身特色的发展。
要尊重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在重视实践的同时不断增强理论支撑，同时依托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这一平台，规范国际传播人才的个性化和特色化培养，守正创新。
要认识到国际传播的主体和客体是相统一的。同时，要寻找理论与实践的平衡点，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矛盾与冲突，并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导向。
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挖掘其内心对国际传播事业的热爱；要创新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借助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建设植根于中国社会环境的案例分享平台，探索国际传播背后的长期规律。
国家形象以往更多的是关注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呈现，而较少关注到公众对于国家形象的综合认知，民意调查就显得尤为重要。教育部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的“公众对于国家形象的认知和判断”课题在这一领域作了积极探索。
在数字媒介时代背景下，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建构是两个核心，暨南大学在持续探索数字叙事这一命题，研究最基础的文本形态和深层叙事是提出智库型、对策型建议的关键。只有在实践的场域中才能真正推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最重要的是要以受众为中心，以效果为导向，才有可能基于相应的理论作为依据，对现有的国际传播效果进行评估，从而推动国际传播走深走实。云南大学利用了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的优势，着力以国别作为重要对象，希望实现一国一策精准传播。
我们要唤起可贵的“起而行之”精神，也要善于“坐而论道”，把大道理、大逻辑搞清楚、说明白。这就要基于并超越对中华文化部分要素、符号、观点和局部思想的国际传播，构建能够证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整全逻辑。逻辑最有说服力，并将助推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走向全球思想的中心。
中国声音应既包括“中国故事”，也包括“中国观点”。中国故事立足于“报道真相”，是“事实判断”；中国观点立足于“揭示真知”，是“价值判断”。在国际舆论场上，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中国声音，才能使公众不仅在“事实”层面辨别有和无、真和伪、虚和实，也能在“价值”层面认清是与非、善与恶、利与弊。
为做好移动互联时代的国际传播，我们应当运用新技术，调整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深入研究用户心理与需求、改变信息供给不平衡，从而让有关中国的信息在境内外社交媒体平台获得更广泛传播。
新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我们植根中华文明，弘扬中国核心价值和道德基础，从人类共同的道德基础出发，寻找中外文明道德基础的共鸣点、话语共同点、利益交汇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理念贡献中国智慧，以“中国方案”推动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新媒体时代，包括党政机构、主流媒体以及企业、公益组织、普通公众等主体一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有效吸纳并引导多元群体积极投身公共信息传播，理性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各司其职、相互协同。提高信息传播的专业性与多样性、效率与效能，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基础。
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要讲“好故事”，另一方面要“讲好”故事。不仅要讲内容可信、价值可取的“好故事”，也要主动在叙事方式、传播理念等方面及时调整，“讲好”故事。各国文化之间差异性和共性是共存的，找到不同文化间的公约数，讲对方能听懂的中国故事，推动他们与中国达成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共识。
新形势下的国际传播需插上共情的翅膀，从“命运共同体”角度进行话题选择和深挖，以其他国家受众容易理解的话语和逻辑，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以更精准和在地化的方式讲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故事，从而塑造起“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传播技术及社会变革带来全球传播的重大变革，从单向传播转向沉浸传播，传统国界及人类生存边界消逝，国际传播变成全球传播，改变了基于传播的全球体系的内在基因和外在动力。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不断增加的角色，也推动中国在全球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创新国际传播理念，重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做好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以故事化、符号化和创意化的品牌传播方法来传播好中国形象。重视对跨文化传播个性与全球传播共性的融合研究，加速提高国际传播工作的实效。
国际传播话语权是一国在参与跨国界信息传播时所拥有的话语表达的权力、话语触达的权力和话语产生影响的权力。当我国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到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更需进一步挖掘和凝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使其适应当下和未来的国际传播环境，在创新国际机制过程中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传播话语权。
做好中国的国际传播是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要树立崭新的观念，更加重视非官方机构、个人作为传播主体，更加重视文化类、娱乐类、生活类等非意识形态内容，更加重视面向非洲、中东、南美等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要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宽松、积极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动员全社会力量特别是高校力量、青年力量投身其中。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中国的国际传播在新的环境下面临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消息源依然以中国国内媒体为主，媒体间议程设置的效果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外媒多元的报道角度和议题属性、全媒体的报道形式、巧用推文与正文的链接关系等占据了对有关消息进行传播、解释的优势位置。国内主流媒体需要从理念和操作上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新要求。
在国际传播中，从传播效果角度来讲有所谓的文化“折扣现象”，很多东西会被埋没掉或销毁掉。我们不缺少有价值的东西，但缺少有魅力、有吸引力、有影响的东西。我们离有魅力的传播其实距离并不远，只要把我们的逻辑做一个转身，就能获得巨大价值。关键就在于我们的传播顶层设计是否把这样的逻辑有一个符合时代，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重新设计和转型。
从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点来说，在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阶段，走向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向世界说明中国，希望别人多了解中国已成最低目标。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观。新时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的主体逻辑、沟通的重点、传递的价值，需从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去追寻、探究。
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又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开展国际传播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国际传播的行动主体中，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中国智库、大学、大众传媒以及企业和个人等“多中心”力量，鼓励更多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传播实践中，构建“多中心”“全方位”国际传播体系。
国际传播，有两个任务，是要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实现信息无障碍快递的同时，还要跨越文化和认识边界推动文化认同和相互了解，实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总体目标。
做好国际传播需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同时，做好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好服务于公众需求。只有更好地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应充分重视网上个体，让更多个体去展现中华文明，更生动、更直观地呈现中国。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应从过去与西方现代性旗帜下的国际概念和国际话语接轨转变到中国原创思想、概念、知识和价值观上与以发展中国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展开对话的能力建设上，逐步实现全球舆论力量平衡，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成功经验转化成知识的创新与生产，在理论上塑造话语、设计概念，并将其推向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国际舞台。
在国际传播中，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非常注意各种各样的中国元素，功夫、熊猫、绿茶、旗袍等。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这些元素后面整体精神层面一些比较重要的价值观传播得不够，应当大力传播“中国人的宝贵的价值观”，如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众志成城的团队精神、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从这个角度进行叙事，可能更有力量。
中国国际传播既要精准识别错误言论开展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更要完善全民国际传播体系，动员各行各业在与世界互动中努力做到“可信、可爱、可敬”，并学会善讲自己的故事，令利益相关方认同中国合作伙伴的专业能力与友好善意，尊敬中国合作伙伴“一诺千金”的文化价值，在与利益相关方及广大公众共情与关系建构进程中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
中国国际传播创新改革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是创新话语体系。第二是加快融合发展。第三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完成了这几个任务，实现优质内容精准到达用户，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目标就能实现。
中国媒体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一要做大做强，无论是报道业务还是产业发展都要做强；二要对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生产做出新的变化；三要精准，通过技术手段对受众精准画像；四要创新；五要改革，加强国际传播机构内部建设，增强凝聚力；六要花大力气把品牌做实做牢。
在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方面，在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中国主流媒体面临新的使命，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当主动进行国家议题及话语体系的开掘与建设；第二，确立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优势。第三，强调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共建。
有三个关键词，是做好国际传播传统业务、也是未来发力的焦点。一是情感，做好基于情感的内容和基于情感的传播体系构建；二是文明，讲好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故事，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三是未来，面向Z世代以更灵活的传播机制、更丰富的传播样态，做立足未来的国际传播文章。
面向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面向新技术的革命性挑战、面向全球化的深刻变局，中国的国际传播要锚定“以中国为根本，以世界为面向”这一基点，从信息型传播进而到中国思想、中国主张和中国智慧的思想型传播，从而达到深层次、直抵精神层面的文化交往与文明交流。
国际传播应当在不同国家使用适应当地的话语表达方式开展传播；还要充分利用不同媒介渠道进行传播；在移动互联时代，更应关注海外大型社交媒体之外的垂直类新媒体，广泛深入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民众。
万物皆媒的融媒时代，国际传播要与时俱进，创新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构建全媒体平台，以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矩阵强化与用户连接，实现有效传播。巩固发展好自建的平台，并继续借助商业平台等各类传播渠道，进一步拓宽连接用户的覆盖面，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当代世界主要国家的信息传播活动，大都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变化要求我们以互联网思维，通过媒体深度融合，来开展国际传播活动，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
从战略高度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不仅需要在重要议题上积极发声、主动出击，也应当拓展传播内容，敢于创新话语体系和表达内容，突破西方媒体设置的话语框架，要善于挖掘中华文化的富矿，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丰富对外话语传播内容。
面向华人群体，主流媒体应不断创新实践，为国际传播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一是传播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引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走向全球华人群体，促进华人世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二是积极连接华人社群，积极参与国际多元对话，在对话中凝聚共识、寻求共鸣，建立“信息流-文化流-情感流”相融合的共情传播网络。
新技术环境中，万物皆媒，人机共在，信息无远弗届。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依然是人！传播者是谁，传播对象是谁，传播内容有没有能够打动人心的触点，能不能唤起“他者”的共情与共鸣？这是我们应该持之以恒探究的重点。
在当今国际格局和权力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国际传播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因此我们不仅要讲好我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故事，还要“听见”发展中国家的声音，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发展中国家一道，重塑国际传播的新秩序、新伦理、新观念。
原因：
1、当前，世界主要国家普遍把加强对外传播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各国政府都重视加强公共媒体建设、强化网络宣传，积极传递价值理念、塑造国家形象、扩大文化影响。
2、现实一再表明，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谁就能掌握国际话语权。可以说，如果没有健全的传播渠道，在国际上就会陷入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
3、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迅速提升，但总体上仍处于西强我弱态势。
4、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必须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协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扩展资料：
做法：
1、要加大传播渠道建设力度，继续推进重点新闻媒体建设，完善全球新闻信息采集传播网络，提高新闻传播的“时、度、效”，让我们的声音传出去。
2、要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创造性提出了一些重要概念，比如小康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协商民主、新型大国关系、和谐世界、中国梦等。需要用西方学者和民众能够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道路，让国外受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为推进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大力提高政治站位，在战略高度推进国际传播，形成与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讲好中国故事：
1、以思想引领为根本，大力加强理论建设。
从战略高度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强大思想武器，把理论建设摆到更重要位置。我们要走进和深入到火热而辉煌的新时代“中国故事”之中，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拓宽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在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不断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2、要落实好“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的目标要求。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以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话语阐释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
首先要传播背后的话语体系，然后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首先要有传播背后的话语体系，体系要有思想的力量，要经得起全方面国际比较，原创性的能够影响世界的成果，传播起来效果会更好，然后需要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中打好不同话语的组合拳，特别是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 传播过程通常都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分别是传播者、信息、媒体、接受者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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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首批联合高校，要以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这个平台为依托，协同作战推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不断发展，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要重视政治素养、语言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不断加强特色教育和个性化培养，陈刚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具体的培养方法和实践操作，培养有更长续航能力、知行合一的人才，要传授结构化而非流沙式的知识，...。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湖南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所属湖南机电高级技工学校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高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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