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 福建武夷山3月26日电 题：中华文化的伦理观如何走向世界？

——专访台湾辅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陈福滨

中新社 记者 闫旭

伦理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文化伦理观的核心概念。

中华文化的伦理观，与西方文化的伦理观有何异同？对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有何意义和价值？在近日举办的首届武夷论坛期间，台湾辅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陈福滨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分享了其对中华文化伦理观的理解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如何理解中华文化的伦理观？

陈福滨： 所谓伦理观就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切入，包含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人、自己和整个宇宙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中国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到汉代的董仲舒、扬雄，以至于到宋朝周敦颐、朱熹，明朝的王阳明，儒家思想的体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思想，对伦理非常重视，在《孟子》中的体现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代表一种人际关系，其中蕴含着“仁、义、礼、智、圣”，也就是儒家的“五行”。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倡“五常”之德，就是“仁、义、礼、智、信”。

“仁”这个字从二从人，字面的解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是一种人际关怀。《周易·乾·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仁”的概念。“仁”就是“一体之仁”，不但对自己，对他者如家人、朋友、师生，都要有“一体之仁”，才有可能做到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非常重要的伦理，是人际关系的关怀。

“义”是对自我的一种要求。孔子告诉我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面对他者的时候，自己该怎么去做？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舍生取义”；董仲舒结合这些概念，讲要“义利两养”，重义也要重利；宋理学家，包括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也都对此做了很多诠释。当我们面对国家社会，当然就是要舍生取义，这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个伦理的观念。

“礼”代表外在形式到内在的一种自我显发，不只是外在的礼节仪式，更多是来自于内在的本质。中国人常把“礼”“乐”放在一起讲，“乐”代表一种“和”的概念，自我与外界的相和。中华文化是非常重视礼乐教化的。

“智”是一种分辨道德是非、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指的是知行的恰当性。人的言行举止合乎伦常的要求，是由于“智”的作用，先规而后为之，就是指“智”的辨别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力。

“信”一般是指信实，涉及到“诚”的概念。《易经》很多卦中谈到“有孚”，代表诚信、讲信用。《中庸》几乎每一章都在讲“诚”。“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道德行为的实践过程中，自己要去做到，别人才会感受得到。因此，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诚”的时候，才能够有《孟子》所谓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几千年来，中国人几乎都是以“仁、义、礼、智、信”这几个字诠释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同时也不断地延伸，比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其实都是中华文化中很重要的伦理道德的一环。

中新社 记者：中华文化的伦理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陈福滨： 从古书典籍来看，早期是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以至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系列传统儒家思想核心载体建构了中国重要的伦理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过长时间历史演变。及至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依此建构他的伦理思想。

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以其天道观与人性论为基础。他认为，履行社会之道德规范，就是人性符合上天意志的表现。其伦理思想，是以作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天为根基。因此，伦理行为之合理化，都必须法天，法天也就是效法阴阳、四时、五行。及至宋明理学发展的伦理思想，影响绵长。

中新社 记者：在文化差异视域下，中西方伦理观有何异同？

陈福滨： 西方的伦理思想非常重视宗教伦理，从雅典学派到以普罗提诺为奠基的新柏拉图主义，到奥古斯丁，再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以至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前，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即“神本主义”。后来，人们开始反思，人难道只是为神服务、而不是为人服务吗？从而，人文精神、人本思想被提出，带动整个西方的宗教改革、民族复兴、中产阶级兴起等等。

而中华文化的伦理观拥有不同的走向，中国人所注重的信仰，就原始民族的信仰而言，比如对祖先、对鬼神、对自然、对实物、对图腾等的崇拜，不像西方以宗教信仰像“金箍咒”一样箍起来。中华文化通过“家”文化的血缘亲情伦理关系，构建出孝道文化的伦理观。所以，我认为中华文化伦理观的自由度相对地比西方更扎实。

中新社 记者：您觉得对于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来讲，中华文化的伦理观有何意义和价值？

陈福滨： 我认为，中华文化最棒的地方就是孟子说的“仁者无敌”。中国的发展，不会对别的国家构成威胁；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带动地方的繁荣，以及国与国之间互相协调与互助。而西方一些国家的观念不一定是这样。历史上，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侵略别国，还美其名曰帮助弱小地区，事实上是在制造战争，并没有对世界和平真正作出贡献。16世纪以后的西方，为了扩张领土而掠夺他国的财物、资源，让自己不断强大，而中国从未有过这种行为。

所以我认为，中华文化中和平、世界大同的理想，绝对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更多是对立的、尖锐的，而中华文化却是和谐的、平等的。整个西方文化中最缺乏的素养就是这种“仁者无敌”的和平、善良的心。

中新社 记者：2023年3月，中国向世界发出了全球文明倡议。我们应如何从中华文化的伦理观中汲取营养，和合共生，美美与共？

陈福滨： 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有一定的影响，但就我的观察，目前这些影响比较集中在学者当中，可能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区域的整体文化发展。同样地，中国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如何发扬中华文化，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汉语的使用，否则中华文化的发扬还只存在于华人世界。语言可以沟通和转化经验，如果我们通过外交、学术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扩大中文的影响力，自然就会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同时也要从翻译着手。在中国的古今典籍中，西方世界读得最多的是《老子》，而“四书”并没有像《老子》那么在国外盛行。我觉得只有把中国重要的经典，翻译成让西方人更能够读懂的文本，中国文化的伦理观才能够进入到整个世界。

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一方面推动共建国家经济上的合作，一方面也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互鉴与发展，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完)

受访者简介：

陈福滨，台湾辅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致力于易经、两汉哲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开设有中国哲学专题、两汉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易经、宋明理学等课程，指导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伦理与中国文化》《两汉儒家思想及其内在转化》《现代生活哲学》《世界哲学家丛书：扬雄》《智与思》、《晚明思想通论》、《中国文化概论》等。

试论述在全球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文化全球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应该是在尊重和保持文化个性基础L对人类文化共性的发扬和推广，是在保持差异性前提下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双向互动。 世界上每个成熟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这种特有的文化已经成为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如何在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一种既适应现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是我们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亟待解决之难题。 “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墙，从外面看。 一个民族要认识别个民族，就要走进别人的墙，从里面看。 其实，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是同时的。 ”口1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动态概念，它在自己的历史行程中总要吸纳外民族文化的精髓，融于自己的血肉之中。 中华文化的走向远不只是一个继承并发扬传统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全球化背靠下中国传统文化境遇理论研讨身是建筑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基础之上的，近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经济和从前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模式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民众也正一步步迈向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巾去。 眼下，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产品和文化门类众多，能够冲击人的感官并且改变人的观念的东西也很多。 网络、传统媒体甚至公共场所部可以对人的行为和观念产生影响。 在这种前提下，仍然要求今天的人们去完全按照昨天的行为方式来生活，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现实的。 正像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的： “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1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唯有积极地进行文化整合，舍去消极的不合理的因素，让健康的、符合今天民众行为习惯和理念的因素积极加入进来，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得到继承和发扬， “保卫传统文化”的呼声也才能平息下来。 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和软环境，文化行为和文化生态的大规模变化在短时期内是不会产生巨变的，但是长远的看，唯其不容易彻底改变，其改变之后的惯性爿‘会更深远。 韩国的“江汉奇迹”，向所有人展示了儒家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结果。 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中的需求结合起来，应是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 文化走向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演进以至变革的过程，永无止境，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是文化更新发展的重要契机，文化封闭则只能导致僵化、停滞和落后。 总之，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上义”。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无论任何民族只有积极地融入全球化文化，才能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创造出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才能同世界各民族文化一起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

如何理解中华文化的伦理观念、家国观念和人际交往特点？

该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伦理学，只是它的表述方式有自己的特色。 有关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明白的表达，即“人伦之理”。 汉代开设的“大学”“小学”教育，虽然是按适学年龄划分教育阶段，但就其教育内容和宗旨来说，它不仅是祖传的伦理道德礼仪教育之学，而且作为“治国理政和育人之道”就是学习并践行伦理、道德、礼仪的伦理学或品德学。 朱熹在作《经筵讲义》时，确切说明：“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 ”所谓“大人之学”，主要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谓“小子之学”，就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前者是学道，即穷理治世，后者是学文字和应对礼节。 道德选择的意志自由和责任直接关系到人的内在良心。 这种内在的良心，是主体的主观意志摆脱了个人狭隘性的束缚而达到了对他人、对社会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反思，也就是在内心中达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意志与共同意志的统一。 虽然所学内容和学问层次颇为悬殊，但都在伦理、道德和礼仪的范围之内。 古代设立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则要培养如荀子所说的“成人”——“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 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成人”就是有觉悟能担当的成熟的人。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除去偏于个人物欲之蔽的脾性，复其善性而尽其人伦之理的理性。 不难理解，所谓“大学之道”，其主旨就是使人从小到大，逐步通晓并践行“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 这“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就是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宋明时期的伦理道德之学已成熟为独特的中国哲学）。

谁帮我说一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是《中国文化概论》皇高才主编的那本书。望认真对待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浩瀚渊博，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社会的道德教育思想；有中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中就有“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表述。 在殷墟的甲骨文字里有“礼”、“德”、“孝”等文字，说明商代就已制定有体系性道德规范，出现了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的提法。 在我国，传统道德主要指的是儒家道德，其创始人是孔子。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时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 他从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形成他全面系统的道德思想。 他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德目置于其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仁”的含义最基本的解释是“仁者人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就是说要把人当人看，而且要爱人。 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规则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无“仁 ”更谈不上其它德行，由此逻辑地得出“为政以德”、天下太平的结论。 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君主忙于征战，政治上的功利压倒了道德上的考虑，所以，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遭受着冷遇。 封建主阶级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如何保持社会的安定，成了统治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此时，孔子道德观因具有统一人民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而受到重视。 到汉武帝的时代，董仲舒根据孔子的道德教义，在提出“三纲”、“五常”的同时，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硬手段，将儒家道德观念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通过道德规范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把道德比喻为一张网，那么规范作为网的经纬线必然是丰富而具体的。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逐步积累与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其内容的道德规范，比如：仁、恕、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的规范非常之多，每一个规范都有其独特内涵，另一方面规范更主要地又是对行为的规定。 商代“六德”就提出了知、仁、圣、义、忠、和六个规范；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主要包括“仁”、“孝”、“悌”、“忠”、“信”等；《管子•牧民》中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政治伦理的规范；战国时期，孟子上继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说，并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原则。 董仲舒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三纲”《春秋繁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举贤良对策》说。 宋元时期 ，人们在管子的礼义廉耻上，配以孝悌忠信，就成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 张岱年先生在《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在总结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九个主要规范：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的“九德”。 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卷本《规范卷》中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道德规范，有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第二部分是职业道德规范，有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第三部分是家庭伦理规范，选取了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它们分别是关于亲子关系的规范，关于夫妻关系的规范，关于长幼关系的规范；第四部分是文明礼仪规范，分别是尊老敬贤之礼，接人待物之礼，仪态言谈之礼，庆典婚丧之礼。 这些道德规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纲目，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人类道德文明上的智慧和贡献，当然，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又具体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有效工具。 所以，对待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既要继承也要批判。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 第一，天下为公。 其实质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整体意识。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天下，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也有以仁义为内容，以社会道德风气为主要表现的天下。 如顾炎武“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显然， 这两个天下有不同的内涵和阶级属性。 但它们或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升华为一种神圣的、必须普遍遵守天命的整体意识，或超越个体的、局部的利益，形成统一的、具有社会性利益的整体意识。 因此，出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核心规范——公忠。 什么是公？“背私之谓公”《韩非子•五蠹》、“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谓也”班固：《白虎通•爵》。 即是说与私相背、相反，就是公。 而“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忠就是“尽己”， 是对人、处事的一种态度。 一个人为人处事能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没有任何保留。 “忠者，中心而尽乎己也” 《谭嗣同全集•治言》。 这样“忠”外延就很广，“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 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 以身报国，尽力帮助别人，并且 始终如一，都谓之“忠”。 “公忠”则兼有公与忠两个字的含义。 讲的是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忠诚。 它强调的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以公灭私”、“至公无私”，强调的是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 实际上包涵了爱“君”之国家和爱“大家”之国家这两种内容和性质的爱国主义。 其中虽然具有局限性，却也形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之类政治伦理观念。 第二，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是孔子的观点，他认为道德教化是为政的基础，而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孟 子继承并深化了孔子的思想，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 如何才能实现“为政以德”呢？那就是执政者率先垂范。 “政者，正也”，为政者应先正己。 从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 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 同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特别重视执政者的道德示范力量对于保持政治廉明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政权的决策者和各级官吏的品德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 孔子说：“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 政治道德，体现为官员从政须加强道德修养和以“仁义”为政纪的要求。 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历代统治阶级或集团对于治理国家实践经验的理性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清正廉洁、开明政治的出现。 实事求是地说，“为政以德”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德教为先。 “德教为先”与“为政以德”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递进的上下两层。 “德教为先”并不仅仅在说道德教育为先，同时还明示了道德在儒家的政治蓝图中的核心地位，即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的最根本的手段，视为立国之本。 德教是否是可能的呢？孔子通过“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回 答了这个问题。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这一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原来并不大，即“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并进一步分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 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即是说，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有道德，道德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德教”当然就是人成为人的基础。 反过来说，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 所以，孟子回答别人“‘人皆可以成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孟子•告子下》荀子虽然持性本恶的观点，但其德教思想却和孔孟殊途 同归，认为人性本恶，但后天教化却可以成善，人必须“有教”，人也可以“教化”。 “‘涂之人可以为禹’，易谓也？……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荀子•性恶》 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教育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无论是在地主阶级上升和发展时期，还是在没落时期，都有许多士大夫从儒家学说中汲取了营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在德教为先的思想下，形成了中国十分注重道德的伦理文化，被誉为伦理之邦。 第四，修身为本。 修身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在孔子那里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 孟子发扬光大之“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NB175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尽心上》 而 荀子讲得更清楚，“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 ” 《荀子•修身》从内容上讲，修身就是要正其心，整饰自己的心情欲念， 保持心地平和，净化、纯化自己的意念，不自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不掩饰自 己的“不善”，逐步达到至善的境界。 但为什么要“修身为本”呢？关键之处就在于“本”。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克己”的目的 在于“天下归仁”。 孟子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 由此可见“修身为本”与“德教为先”是相贯通的，它们是实现“为政以德”的两翼。 只不过“德教为先”的着力点在社会、在统治阶级整体或集体；“修身为本”的着力点在于从天子到庶民的个体。 《大学》中有这样一段家喻户晓的文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 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可见“修身为本”的本就是“修”、“齐”、“治”、“平”。 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 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特点 第一，历史悠久，良莠杂陈。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但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在这新旧制度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形成了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将“孝”、“悌”、“礼”、“信”等置于其下的中国最早的道德学说，虽然孔子的思想中也有我们不能接受的内容，但总体上是积极开明的。 孔子的道德学说经其弟子，特别是孟子的继承发扬，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儒家学说在孔孟在世时并不被统治阶级所认可，仅仅以一种学术思想存在着。 经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统治者不能再把武装力量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首选工具，而是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统一人民的思想，稳定社会秩序。 在这时，孔孟的道德观，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 汉代董仲舒应运而生，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三纲”。 所谓“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关系。 同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路线。 这标志着，孔孟的伦理道德文化上升为“御用”的政治伦理文化。 这一阶段，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政治性明显增强，它必须服从并服务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 当然，此时中国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社会的方向，作为政治伦理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也同样具有思想上、文化上的先进性。 不可否认的是，统治阶级也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之不断地进行整理和改造，使之服务于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开始走下坡路，地主阶级在上升和发展时期的勃勃生机逐渐窒息，它狭隘的阶级私利日益膨胀，与此相应，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需要所提出的道德观念也趋于僵化并走向极端。 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程颐说“人心私 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颐《遗书》(卷二十四)。 这种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导致“禁欲主义”和“苦行僧”的价值观，使得先秦以来的道义论走向了禁欲主义。 这种变了质的思想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更显其反动性。 南宋孝宗时，驱逐外敌，收回中原成为时代的主要任务，而朱熹却对孝宗讲他“平生所学，唯此四字”的“正心诚意”。 同样地，明末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理学家刘宗周对崇祯皇帝讲的依然是“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 这时的道德文化已经是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在历史上起了束缚人民活动的严重的消极作用，应该受到严肃的批判。 第二，紧密结合社会政治，服务于宗法等级制度。 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另一基本特征。 这一基本特征，反映了先哲们所具有的自觉为社会政治服务，为社会的安定和谐服务的务实精神，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反映了先哲们反对“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张载 集•文集佚存•答范巽之》强调学术理论研究必须与社会的客观现实密切结合的学风。 而统治阶级也看重了“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 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 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宗法制度，一个是等级制度。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和社会细胞，在一个“家”中，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之间的血缘关系，还有主人与奴仆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 社会治理得如何，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关键在家。 孔子有差等的爱，就是承认尊卑、亲疏的存在。 封建社会的亲疏关系就是与社会生产生活相联系的，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的，近亲的关系和疏远的关系。 例如：处于首位的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其次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其次是亲戚关系，其次是邻里乡亲关系，其次是国人关系；从尊卑关系上说，既有家庭内部的尊卑关系，也有国家和社会上的尊卑关系。 在家庭内部，是以父为尊，以男性为尊，以嫡长子为尊。 宗法制度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 如嫡长子为尊的宗法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有非常鲜明的表现。 这样一种宗法等级制度，要求有适应自己并为自己服务的伦理道德。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 封建伦理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孝悌忠信”都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其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性质。 第三，入世尚仁，重义轻利。 任何社会都需要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引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 然而，道德的这些超越性和理想性的根据在哪里呢？外域的道德学说更多地是从“彼岸”或“来世”中寻找道德的合理性，表现为出世的特点。 中国则相反表现出入世的性质，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就是对自己学说的入世性质的最好 诠注。 “仁者，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及“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人情世故。 孟子坚持了孔子的入世原则，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 上 》、“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 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还要仁爱百姓、爱万物。 而且孟子还进一步把孔子的道德规范，上升为伦理原则，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从逻辑结构讲，仁的逻辑起点为孝、梯，进而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讲忠、恕、恭、让，并通过修己、推己、克己，使天下之人归于“仁”，从而达到调和人际关系，清除社会矛盾的理想的道德境界。 这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就从社会现实中获得合理性，从而使这一道德思想根植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滋养和营养而经久不衰。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坚持其入世性质的同时，却又在世俗生活中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 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 的小人。 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更概 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书传》的命题。 “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 “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 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中特有的义气：对国家民族——尽忠义，对父母长辈——行孝义，对亲人——重情义，对朋友——讲信义。 人们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施行道义直致舍生取义。 “为义”已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信条，“舍生取义”的高尚境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国捐躯、为民献身。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其文本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不同时代、不同精神归宿的人会解读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不同的价值。 本人认为，解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甚至简单地重复和张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历史上的某种解释是不够的，继承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要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面向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实践。 然而，我们曾经全面地否定过这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至少两代人的精神中形成断层。 正如罗国杰先生所说“一旦一个民族抛弃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被别的民族的文化所征服，那么，这个民族的生存也就岌岌可危了”儒家学派,孔丘开创.特征: 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 现实事功;重道德修养;哲学上,信天命,崇古. 道家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特征: 崇道(宇宙本体);向往自然 ;主张无为 ; 政治上主张退回到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 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申不害,商鞅,韩非等.特征: 重法度,主张君主集权, 主张严刑峻法;文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 墨家学派,创立者为墨翟,信徒皆下层民众.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是其主 , , 要主张.墨子既重义又重利,其价值观是比较全面的.秦王朝致力于文化统一,思想统一的工作,主要包括: 书同文(统一文字),车同 轨(定车宽,车形,修驰道),度同制(统一度量衡),行同伦(以法为教,统一文化心理),地 同域(废分封,立郡县,政令,军令一统).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儒家的六经(《诗》《书》《易》 《礼》《乐》《春秋》)作为统一思想的指针.(六经中的《乐经》失传,西汉事实上只用五经.) 汉武帝后,儒学占统治地位,但汉代之儒学,实为今文经学 .所谓今文经,即以今 天 (指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儒学经典, 以区别于以先秦古文写成的经书(古文经).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 主张为现实服务,学风活泼,但往往流于空疏荒诞,以致造成了东汉 时儒学的衰微. 魏晋玄学: 它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 ,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 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它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造就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 情趣. 唐代的文化繁荣表现在: 三教并行;以博大的气魄广为吸取外域文化;诗歌,书 法艺术的黄金时代;绘画艺术盛极一时;散文有丰硕成就.(唐代诗人以李,杜,王,白为 代表,绘画以吴道子,阎立本为代表,草书以张旭,怀素为代表,楷书以颜真卿,柳公权为 代表,散文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 宋明理学: 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视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称为天理 ; 并强调个人对天理的自觉意识.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完备,最精致的儒学体系. 宋词,宋画,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 明清文化专制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字狱盛行. 清乾隆时,借编撰《四库全书》之机,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中国 文化遭到一次巨大浩劫. 作为社会 心理的理论升华,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学说的重心.其包含七个特点: 1 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2 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3 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4 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 5 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6 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 7 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