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2024年第二季度湖北省、武汉市严重名目集中动工优惠在武汉举办。本次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集中动工27个严重名目，总投资221.5亿元，名目个数再次位居全市第一，总投资位居第二。

数据显示，光谷一季度经济高开起势、进中提质，成功了“首季开业红”。

一季度，光谷地域消费总值总量和增幅均居全市第一，同比增长10.3%；成功固定资产投资303.8亿元，同比增长8.1%；签约百亿元以上名目3个，50亿元以上名目3个，亿元以上名目44个、是去年的2.5倍，与“三色图”产业链婚配度达90%；以用为导向的科创供应链平台入驻企业逾7000家，供需成功婚配逾500例；新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越去年的3倍；新增企业同比增长39%，企业总数打破14万家。

二季度，高新区集中动工名目着眼培养和开展新质消费劲，聚焦产业长处坚固、翻新平台树立、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产业名目占比65.2%，基建名目占比10.9%，民生及房地产名目占比23.8%。

据了解，本次动工的代表性名目包含海微车载默认座舱研发产业化基地、华星光电第6代OLED扩产名目、长江青年城产业园等，涵盖上流化合物半导体、默认网联汽车、新型柔性显示等未来产业畛域。

下一步，光谷将抢抓名目树立黄金期，紧锣密鼓推动长江青年城产业园、武汉外校武汉新城校区等重点名目树立，培养更多新的增长点，养精蓄锐冲刺“双过半”和全年义务指标。

2021 年武汉市人口增量位居全国第一，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关于2021 年武汉市人口增量位居全国第一原因，大概归纳有以下五点原因：

一、人口增长的背后是当地经济的迅猛发展

2021年，武汉市GDP同比增长12.2%，投资增长12.9%，消费增长10.5%，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本地的实体产业的发展，小米武汉总部、TCL华中区域总部、腾讯（武汉）数字产业总部等众多头部企业入驻武汉，2021武汉政府加大延揽大企业在当地设立总部的力度，万亿级央企中国三峡集团也把总部迁往武汉。经济的迅猛发展直接带动的当地的人口的就业和企业的福利改善。这些都是吸引人口加入武汉的主接原因。

二、武汉当地对人才的引入十分的重视

首先武汉落户和就业政策较为完备，企事业单位职位需求量非常旺盛，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人才的就业需求。同时各大企业的总部入驻武汉，又带来了大量到自全国各地的人才里面，让他们在这里安家置业，同时武汉本身的优秀毕业大学生留汉就业也成了他们的首要选择。多方面的原因的造就的年青人口的大量流入是一个城市能否保持长期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三、城市相关配套措施的相当的完善，更适合人的日常居住。

武汉的高等学府资泊是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这二个大城市存在，本市的教育资源十分优良。更多的父母希望可以在这里安家以便于给孩子未来更好的学习条件，另外本市的医疗保健产业也十分的发达，可以给老年人更多的晚年生活保障。这样生活在武汉这个城市可以享受到如一线大城市各种服务资源，又不会感觉到那样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加入武汉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周边大城市相比不高的房价，这些都是吸引外来人员安家立业的亮点。

四、一线大城市对人口的管控其人口增长不前，给二线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中国很早以前就是对中国的一线大城市上北上广深进行了人口的管控，主要就是体现在落户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规模，给了一些二线好的城市更大发展空间，这方面武汉等省会城市上表现的极为明显。允许人员向好的地方流动，给他们给多的优惠政策和人文关怀是一个城市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五、原城市排名竞争对手去年特殊情况也有一定关系

说起武汉人口的增长就不能不提另外的一个城市郑州，要知道2020年底，郑州曾以27万的领先优势，首次赶超武汉成为全国人口流入第一大市，2021年底的数据，武汉又重夺中部城市的首位。这和郑州2021年的特殊情况有直接关系。7月2日特大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然后又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郑州在2021年经济增速只有4.7％。基于此原因部门人口迁出了郑州，这一点和2020年的武汉非常象，因为我们认为郑州和武汉这二个城市的人口排名可能还会出现交替现象，两个城市的发展都是韧性十足。

光谷“芯”动能来袭！ 武汉集中优势资源突破战略新兴产业 | 特别报道

该市通过人才引进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迅猛，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孵化而出，为“芯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被称为中国光谷，在这片引领先进 科技 风潮的创新之地，一股“芯”势力正在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5月15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芯”驱动高端论坛暨2019北大国发院（武汉）论坛，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中国光谷 科技 会展中心举办。

圆桌论坛环节，小米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王斌、武汉慧联无限 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胡昱、武汉芯泰 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光、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龚强与圆桌主持人、《投资时报》执行总编辑邓妍一起，以“创新引领，培育壮大新动能”为主题，就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以及武汉在此领域的独特优势展开了热烈讨论。

邓妍： 2018年末湖北省委十一届四次会议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同”产业发展战略布局。我们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武汉给人留下的产业支柱印象是钢、是 汽车 ，2011年在地方政府“工业倍增”计划下，信息技术、生命 健康 、智能制造三大新兴产业开始抬头，五年内投资比重从37.7%上升到63.6%。现在，围绕国之重器的“芯产业集群”，GDP占到整个湖北全省38%的武汉，又面临一个全新的转型“窗口期”。

巧合的是，前几天刚刚出台的《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显示，武汉在全国经济总量TOP100城市中，总分位居第六。这个报告覆盖了4个直辖市、23个省区的重要大中型城市，从软环境、硬环境两个维度，7个二级指标、35个三级指标着手，综合反映出一个城市对于投资创业、企业经营、吸引人才的综合支持程度。

龚强从美国学成归来，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政府财政与公共政策等。请问，你怎么看待上述现象？武汉在“芯产业”方面，都具备哪些优势？

龚强： 武汉“芯产业”具有来自高校与交通两个方面的增长动力和优势。

首先，武汉市高校资源集中、研究实力较强，有利于人才培养与产业集聚。武汉作为国家重要的科教基地，高校数量众多，科教综合实力不容小觑。其不仅拥有包括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 大学、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等诸多名校，在校大学生人数亦超百万，位居全国甚至世界第一，能够为“芯产业”发展提供大量高精尖专业型人才。

第二，武汉市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基础雄厚，有利于人才输送与地区经济发展。武汉地处中部核心区域、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的美称，每年向外输送几十万高校学生。此外，作为近代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能够为“芯产业”发展奠定扎实的工业基础。

考虑城市环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地区资源聚集程度会对其经济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地区充分整合其核心资源，便能够有效发挥其工业基础与人文底蕴的内部优势，进一步形成人才高地。反之，若地区无法合理聚集优势资源，则会造成人才洼地，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

因此，国家或区域间的竞争实际是政府执政能力的竞争。政府执政能力水平较高，会增强地区资源聚集程度，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而显著提升地方经济发展质量。实际上，无论是技术发展还是人工智能，其背后依旧是人，依旧是高端人才的比拼，是人才之间的竞争。近年来，武汉市坚持人才优先，通过人才引进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发展势态良好、经济增速迅猛，能够充分反映出湖北省与武汉市较为到位的发展和战略规划，并对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邓妍： 目前，在光谷，企业生态多样，新动能潜力十足，比如小米作为独角兽企业，已经是全球最大的IoT（Internet of Things）消费级物联网平台，在人工智能方面也积极布局。小米董事长雷军曾经表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我们带来的超级机遇至少比移动互联网时代大一个数量级。”

作为小米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王斌此前工作于中国科学院，主要从事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相关的科研工作，由学界进入产业界是一个不小的跨越。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大潮中的定位以及发力方向？就武汉而言，能在这一领域发出怎样的声音？

小米集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王斌

王斌： 人工智能是中国进入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机会，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比如说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可能偏国家安全，欧盟可能更偏隐私和安全。中国的人工智能其实是比较激进的，跟产业结合得非常紧密，以人工智能对产业改造升级，技术化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的定位非常准确。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分三步走，首先跟世界同步，第二是在某些核心技术上领先，第三是成为世界人工智能的中心。

这几年人工智能很热，其中还伴随着其他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物联网、智能制造，而武汉正好跟这两个词都非常相关，这对武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有可能走在国内甚至国际前列。

邓妍： 此次圆桌会议主题是“创新引领，培育壮大新动能”。据我们了解，目前武汉提出的口号是“芯片引领创新，面板拉动增长，端网支撑规模”。但无论是芯片还是面板，都属于高资金密集型、长投资周期型，且风险极大的产业，确实需要政府、企业、 社会 力量以最大力度和巨大勇气去介入，同时又需要面对因技术迭代带来的不确定性。

今天有来自两家光谷企业的代表。一家是接连三年入选光谷“瞪羚企业”的武汉慧联无限，武汉建成的100个平安智慧社区，1/3是由武汉慧联无限打造的；与武汉慧联无限一起进入德勤“2018光谷明日之星榜单”的，还有一家做芯片的企业—武汉芯泰 科技 有限公司。胡昱和夏光身处“芯产业”内核，你们如何看待这种风险与机遇的矛盾？

夏光： 我们企业是2010年创立的，理念是不跟随，就要做原创，就要做颠覆。我们坚持到今年已经是第十年，几乎是零营收，但是今年开始爆发式成长。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给用户提供稳定的芯片，我们完全是自主知识产权，未来会给整个产业界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武汉慧联无限 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 胡昱

胡昱： 慧联无限其实是做5G通信里面窄带这一块的通信核心技术。慧联作为本土企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对于新动能的体会也十分深刻，对比全国其他地区，在企业扶持方面，光谷做到了三个“专”。

第一，“专”为“人才”。光谷近些年在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上卓有成就。除了光谷本地有着大量的高校之外，光谷近些年也引进了大量如华为、小米这样的一流高新技术企业入驻，这些“大厂”企业和中小企业彼此之间形成了立体化的技术性人才梯队培养，这些人才储备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光谷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二，“专”为“生态链和产业链”。对于行业发展来说，无论芯片还是人工智能行业没有生产、集成和应用场景这些基本环节要素项目是没办法落地的，为什么美国的芯片做得比我们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硅谷地区具备这样的立体化的产业链支持，目前相对国内其它地区来说光谷对于 科技 行业产业链的理解更为深刻，这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根基和养分。

第三，“专”为“市场动能”。光谷地区由政府牵头引导企业发展的动能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更“专”。政府自身就具备一些城市精细化建设的需求，光谷在项目中会优先为本土企业提供更多的磨合机会。企业在这种磨合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产品和方案的优化，这种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例如慧联在光谷理想城的智慧平安社区项目，通过在理想城项目中的反复试炼，现在“理想城”模式的智慧平安社区已在全国十多个城市落地了。政府从市场端点燃的星星之火可以给企业带来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邓妍： 我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2017年中国本土芯片产业产值在5000亿元人民币，进口2700亿美元。按计划，中国在2020年国内芯片自给率将达到40%，到2025年将达70%，简单计算下，即便是40%的取代率也高达7600亿元，相当于从2018年到2020年，中国芯片产值升至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36%。36%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可供参考的是，2003年至2012年中国房地产黄金时期，年复合增长率也才30%。

问题是，尽管中国芯片产业从设计到制造过去几年发展迅速，但在自主核心技术上仍然落后不少，特别在基站芯片、人工智能芯片上差距更大。在座的几位嘉宾如何看待这种差距以及缩短时间表？政府与企业又该如何扮演好各自角色，并相互借力？

王斌： 我们确实在核心技术上跟别人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一直在缩短差距，投入也非常大。我觉得首先要正视差距，虽然我们论文专利非常多，但一些核心技术还比较缺乏。第二就是找到关键点去做，从政府的引导，到企业在市场上拼杀，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是很必要的。我觉得未来拥有核心技术的创业者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胡昱： 美国的芯片类似高通，是从技术角度来定义一个标准从而推动应用市场发展，这是一种“美式”商业路径。在中国，商业路径更多的是从应用市场来推动技术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例，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市场，包括国外的人工智能企业也纷纷瞄准国内市场。相对国外市场人工智能大都还停留在 游戏 等领域，国内已经逐步进入智慧城市管理范畴，由此可见国内城市化机器管理的应用场景是非常丰富的，市场也是十分广阔的。

同时，企业对各自领域输出行业规范和标准也十分重要。例如，国外的高通和国内的华为都是在各自领域中对行业进行了定义和规范、标准的输出。慧联就多次参与了窄带物联网行业规范的制定。

武汉芯泰 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光

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 龚强

龚强： 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误解，认为 科技 发展纯粹靠 科技 。然而事实上，与 科技 相比，核心与创造才是 科技 发展的关键。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产品的火爆不仅由于先进技术的运用，主要原因在于其更具核心竞争力，即独特的设计与创新的理念。

同时，近期的贸易战亦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没有核心与创造性的东西，会导致一国或地区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是一味地对外加工与代工，会造成地区竞争力地丧失。只有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使企业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 社会 价值。

邓妍： 作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排行榜》上仅次于北上广深的“中国第五城”，武汉在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中排名全球40位、中国第7位，并被认为是“中国创投20年最具潜力城市”。今年一季度，武汉GDP同比增长8.4%，增速高于全国两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武汉的新动能正在加快集聚，高质量发展潜力巨大。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此时此刻，这句话可资共勉。我们期待武汉这座因创新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的火热城市，不断发生“芯”的变化！

风暴背后的武汉往事：转型中一度迷失，雷军曾在这里受挫

文 ✎ 林夏淅

编辑 ✎ 邢昀

“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

武汉，中国经济地理的中间位置，常住人口1100万，九省通衢，占尽交通优势，也成为承接南北交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

南来北往的码头文化孕育出这里大胆、热辣、江湖的城市性格。

曾经凭借深厚的工业基础，武汉一度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但改革开放后，武汉发展逐渐迷失，经济结构调整中一度掉队。

作为全国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从这里走出来的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都成为了互联网行业中的“名角儿”，但武汉却没有抓住互联网行业起飞的最初风口，没有诞生一家土生土长的互联网巨头。

“桃李天下”的背后，并非武汉的无私，更多的应该还是一种无奈。

如今凭借光谷和科教优势，老工业城武汉试图翻出新一页。

重工业底色鲜明

易中天在《读城记》中写道，武汉拥有“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一南一北，不三不四。

武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左右逢源到腹背受敌。

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大笔一挥，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相继创办，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工业重镇。

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为武汉立过这样的构想，“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历史 积累深厚，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后承担起发展重工业的重担。

“钢铁要过关（山海关），钢铁要过江（长江）”的口号下，以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武字头”企业为典型，国家将大批重点项目建在了武汉。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武汉的工业总产值还位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

重工业为武汉经济发展带来了刚猛之势，也套上了枷锁。

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转轨，政策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大潮之下，“国有体质”明显的武汉面临巨大压力。1990年，武汉在全国的GDP排名一下子从上年的第九位下滑至第14位，此后武汉与第一梯队差距拉大。

重工业式微之下，武汉不断挣扎转型。2007年开始至2019年，从武锅的亏损、出售，到武钢、宝钢合并，武船并入中船集团，曾经盛极一时的“武字头”企业，各自找寻新路径。

在这期间，武汉市规模以上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比从2012年的30.9%大幅下滑至8.1%。国有经济单位就业人员占比也从47.4%下滑至15.01%，依托国有企业和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渐渐制约了武汉的经济活力。

见证过钢铁产业的辉煌，重工业时代带来的硬核属性，以及码头文化描出的底色，让武汉在互联网世界以“朋克之城”意外走红。

金属的、叛逆的、烟火气的种种城市基因，成为朋克文化的完美土壤，这里诞生的生命之饼、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等朋克乐队，用喧闹的旋律留住了武汉曾有的浓烈工业气息，还有那些用钢铁堆砌出的记忆。

迷失的二十年

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武汉一度陷入迷失。

1992年，邓小平南巡第一站到达武昌，专列停留29分钟，“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里提出。然而一大批沿海城市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时，老工业城市武汉转身缓慢。

重工业遭遇重创，较为封闭的经济环境，相对“内向”的贸易，这些都使得武汉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始终缺乏鲜活的“血液”。

武汉曾经全国闻名的汉正街，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历了阵痛。

汉正街，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1979年率先恢复了小商品市场，给103位待业青年和 社会 无业人员颁发了小商品营业执照，扔掉“投机倒把”的标签。

按照后来人的评价，“拉开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帷幕”。

1982年人民日报发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汉正街经验吸引了无数湖北周边省市的小商贩。1985年，汉正街个体户达到1542户，销售额突破了5亿元。

而随着沿海地区一批批小商品市场的兴起，汉正街在1991年首次被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超越。

义乌逐渐走向国际，而汉正街却和武汉一起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低谷期。

在国家非平衡战略之下，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先后于2000年、2003年落地，中部排头兵武汉深陷“中部塌陷”的焦虑，武汉市市长曾于两会期间三问“武汉在哪里”。

出口的数据可以明显反应武汉的迷失，Wind数据显示，相比于郑州、成都两个内陆城市，以及杭州、广州两个沿海城市，武汉的出口依存度始终较低，而这对于需要开放性的民营经济长期发展而言并非喜事。

直到2006年“中部崛起”刺激下，武汉才开始有所蜕变。

一方面重塑城市建设，试图摆脱“大县城”的印象。彼时，武汉市内据说有大大小小五千多个工地，到处尘土飞扬。

另一方面，寻找新的经济支柱，复兴大武汉。

这期间，武汉开始承担一系列国家战略和改革创新试点任务，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国家中心城市等国家战略聚焦武汉。

2019年9月，武汉市政府发布新的《汉正街复兴总体设计方案》，计划到“十四五”末，汉正街年交易额将突破3000亿元，着力发展跨境电商，“内向”的汉正街，或将由此转变。

武汉追上了一些，但前路仍长。

离开又回来的“雷军们”

武汉，国内在校大学生密度最高的城市，平均来说，路上每10个人里，很可能就有一个大学生。

这里的高校为互联网行业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包括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以及名震江湖的华科帮，但武汉并没有因此坐上互联网的快车。

1991年，武大毕业的雷军，和三个合伙人一起成立了三色公司，稍显老式的名片上，印着武汉市武昌XX饭店103室的办公地址。

可惜仅仅半年，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在雷军的总结中，满腔的热血和冲动，并不能弥补 社会 资源、资金和经验的不足，受挫的雷军最终选择了北京。

而雷军，只是每年走出武汉的三十万分之一。

作为全国大学生比例最高的城市，武汉市拥有130万在校大学生，83座普通高校的教育资源，在数量上仅次于北京，每年产生3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教育大都市。

可惜坐拥大量“一手”人才的武汉，并不具备留下他们的吸引力，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武汉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

据统计，2019年武汉大学生留存率为64.8%，在全国新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五，并不算低，但两所985高校武汉大学和华中 科技 大学，毕业生留汉比例仅分别为26.08%和27.02%，在同期二十所二线城市一流高校毕业生本省就业率的排名中，分别位列倒二和倒三，仅强过沈阳的东北大学。

长久以来在武汉占据重要地位的制造业普遍利润较低，用人成本也低，形成了武汉整体偏低的工资水平，这成为武汉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

除此之外，在武汉为人称道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多集中在半导体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每个领域内突出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目前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林雨告诉市界，在她的概念里，武汉还没有足够吸引她的、特别理想的公司，工资也比较低，大概率会选择离开。

市界统计了当前武汉59家A股上市公司2018年的净利润，规模在163.22亿元，对比杭州、深圳的716.46亿元和4378.41亿元，武汉仅是杭州的22.78%，深圳的3.73%，差距相当明显。

毕业于中南 财经 税务专业的思可则表示，她的同学大多去了北上广深的事务所、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留在武汉的几乎没有。

华科大毕业、现就职于华为光谷研发部的黄彭彭认为，在他所从事的IT行业里，薪资水平和可选企业数量，是他的同学们离开武汉前往北上广深的主要原因。

武汉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经济要发展，需要在人才留存方面下一番功夫。

2017年武汉新启动的“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和“百万校友资智计划”，想在5年内留下100万大学生，并邀约全球武汉校友智力回归、资本回归。知名校友雷军和泰康保险董事长陈东升，都成为武汉市招才局首批请回的“招才顾问”。

而以光谷为核心，武汉在错过一轮轮风口后，最终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尾巴，斗鱼等土生土长的武汉互联网企业正越来越多。

截至2019年底，“百万校友资智回汉”专场活动累计签约项目总投资已突破2.6万亿元，而2020年1月7日《长江日报》报道称，“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已实现新增留汉大学生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原计划。

更多的人，才有更多的希望，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武汉市净迁入人口16.69万人，相比2015年和2016年的净迁出状态，已经是一个转变。

武汉“第四镇”，光谷

区别于文教中心武昌、商业中心汉口和工业中心汉阳，光谷正在逐渐发展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武汉“第四镇”。

但这一段路，光谷走得并不容易。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高新区后，又在2001年凭借高校科研实力，在众多竞争城市中获得了“光谷”的称号，定位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

经过多年培育，光谷的长飞光纤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和光纤光缆供应商，对5G产业影响甚广；长江储存代表国内储存芯片的最高水平；而主攻中小尺寸显示屏的华星光电，也代表了世界可量产显示技术的最高水平。

成果虽丰，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局面也在光谷逐渐形成。

互联网行业成为风口的近几年，武汉在这部分却几近空白。直到最近三四年，光谷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对标美国硅谷向高 科技 产业聚集地转型。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将武汉光谷确立“第二总部”。继雷军系企业小米 科技 、金山软件、顺为资本先后落户光谷后，其好友周鸿祎也带着奇虎360而来。此外，尚德、VIPKID、51 TALK、猿辅导等一系列在线教育企业入驻光谷，让这里成为在线教育的重要基地。

截至2019年底，共有86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相继在光谷设立总部或第二总部，带动的就业岗位达到3万余个，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丰富武汉的产业结构。

在武汉小米工作的小琦告诉市界，2016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那里还没有什么机会，现在从北京调到武汉，主要是考虑到更小的生活压力和不变的薪资待遇。

但同时他也认为，光谷的互联网产业目前还是处在发展初期，和北京相差甚远，不仅头部企业较少，很多在武汉的业务也都相对边缘。

光谷在不断做出尝试，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半径。

原先以光谷转盘为标志性中心的光谷老城区，已经逐渐装不下高速成长的 科技 公司，向东溢出，以光谷中心城为中心再建一个光谷，相比光谷老城区具有规划更合理、面积更开阔等优势。 重点引进金融机构、企业总部、商务办公等，新来的小米就落地于此。

从房价来看，2015年以前，光谷所在的洪山区，房价一直低于武汉市平均水平，2016年7月首次以1.14万元/m²的价格实现反超。2020年1月，光谷1.89万元/m²的房价，高于洪山区均价，更是高于武汉市均价，无疑是更具活力的存在。

真要和美国硅谷相比，光谷面前当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武汉的希望。

几十年的发展 历史 ，武汉的路径可以用一个“N”字来形容。而在经济快速追赶，硬件提升之后，城市管理成为新的重要议题，亟待升级。

如今，武汉身处风暴中心，再次敲醒警钟，经济发展需要与公共管理、 社会 服务等其他环节联动提升，才能让城市的根基更平稳有序。